1939年9月3日是一个星期日，上午11点过后，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内阁宣布，英国正式和德国开战。
他通过BBC的广播说：“今天早上，驻柏林的英国大使向德国政府提交了最后通牒，声明除非我们于11点前收到承诺，说德国会马上从波兰撤军，否则我们之间会马上开战。”
“我现在告诉大家，我没有接收到这样的承诺，因此结果是，我们的国家马上会与德国宣战。”
英国每家每户都一家人围在一起，通过无线电听到了这个消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从未听到政府发布这样的消息。整个过程十分漫长，气氛凝重。
所有的英国人民都备着一个防毒面罩，以防希特勒发动毒气袭击。政府告诉人们使用遮光窗帘，确保纳粹的战斗机飞行员看不到一盏灯。很多户人家的后花园里甚至有防空洞。城区的儿童很早就开始大规模撤离到乡村。
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8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我们在此向大家分享一些二战期间来自英国各个阶层人民的日记作品、私人信件和回忆记录等。这些都展示了英国人民自政府宣战以来的的反应，内容摘录自一本新书，《爆发的1939，世界陷入战争》（The World Goes to War.）
记者Tom Driberg和他的出租车司机在市区的一间教堂附近停下车，听到张伯伦首相的广播。他们和教堂的会众一起得知了英国马上又要陷入战争的消息。
“就是这样了，”牧师说。Driberg 认为这是“非常典型的英国式宣布方式”。
在乡村的礼堂里，莫伊拉·查尔顿 的妈妈已经召集了一群志愿者，帮助伦敦的疏散人员，他们本应是10点过后集合，但是此时并未出现。莫伊拉和其他人，包括妇女学会的会员，农民，他们都是坦克利值得依靠的人们。现在都面无表情地听着查尔顿的便携式收音机里首相的演讲。莫伊拉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她看着四周，大家神情肃穆，脸色红润，外面是金色的村庄，教堂旁树木成荫，然而，丰收的季节还未到。
莫伊拉·麦克劳德(Moyra Macleod)， 英国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三副机师
康普顿·麦肯齐是一名作家也是一名前特工，他听到了张伯伦首相的广播，也记录下了张伯伦疲惫悲伤的声音。
他十分震惊，听到维多利亚车站的搬运工称赞希特勒，“真遗憾，我们国家没有这样优秀的人，我的意思是，你看看，他为自己的人民做的一切，当然，他从德国人民群众中来，他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还有一件令麦肯齐震惊的事情是，一位空军部门的官员对他说：“我们并未打算向德国投掷炸弹。我们打算投掷传单，你不觉得这是个绝佳的主意吗？”
旅行作家和小说家塞西尔·罗伯茨当时从利物浦回伦敦。前一晚，他旅行到伊夫舍姆的科茨沃尔德小镇，从一扇开着的窗户里听到张伯伦首相的广播，他的旅行就停止了。
一位怀抱婴儿的年轻妇人邀请他进屋里。十个人挤在小小的客厅里，倾听着首相的演讲。他们的中间是妇人年轻的丈夫，他是一个车站搬运工，膝盖上坐着一个小女孩。张伯伦演讲完毕后，收音机里播放着国歌。每个人都站着，面色凝重地看着对方。塞西尔捕捉到年轻的丈夫的眼神，他好像在说，“我知道这意味着，几周后，我就成为了一名战士。明年我的妻子可能会成为一名寡妇，我的女儿也许就失去了他的父亲。”
国歌《天佑国王》的最后一个小节唱完了，他的妻子关掉了收音机。“张伯伦先生的演讲很精彩。”她说着，声音里似乎噙着泪水。
乐队主唱薇拉·琳和她的父母在家里。“当时，我和我的爸爸妈妈在我柏京的新房子的花园里坐着。我的生活一切都很顺利。我当时在伯特·安布罗斯的乐队担任主唱。我当时唯一的野心就是。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好的歌手，和最好的乐队合作。”
“在宣布战争之前，其他人可能会告诉你，当时的生活并不好过，但我的生活过得还不错......”
“我听到消息时，第一个想法很自私：“噢，天啊，我的歌唱事业该如何是好，我梦想的一切都实现不了了。”
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39岁老兵德里克·巴尔内斯听到了广播，他说，张伯伦疲惫又伤心的声音告诉我们，25年过后，我们又要和德国交战了。
首相演讲时，德里克两岁大的孩子在草坪里摇摇晃晃地走着，这个两岁的小冒险家拖着胖乎乎的身躯认真地采摘着小雏菊。
德里克回忆起，1914年8月份，他还是个少年，他一直一直满心欢喜，祈求着，一战对他来说，应该是最后一次参军了。他满心忧郁地回忆着。“这确实是。”
他和他的妻子强忍着泪水。那个早上，他们听到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完全自私，完全关于个人的。”德里克当时被愤怒冲昏了脑袋。政府的无作为让他愤怒，政府并没有实现人民长期渴望的和平。
他在花园里踱来踱去，对自己的妻子大吼：“你在德国找不到一个不热爱的和平的人，英国和法国也没有不向往和平的人。然而，这些血腥的政府，还有该死的政客，他们竟把我们置于这样的处境。”可是，他吼完了，他居然忘记了自己的年纪，瞬间反应过来，：“我必须参加这场战争—抛下我热爱的一切—正是因为我热爱这一切才要这样做。”
影院的经理约翰·沃森给他们鼓劲打气。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随时保持镇静，”话音刚落，空袭警报响起来。
约翰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他被挤到了一边，大部分员工冲下楼梯，跑到大厅，冲出街道。两三个清洁工在圆形形扶梯的顶部，紧紧抓着扶手，大声尖叫着。尽管约翰恳求他们下来，但是他们拒绝了，他只能无奈地自嘲，这肯定是自己一番演讲奏效了。
警报响起来了，沃德一家以为自己要死了。但是，后来警报解除，他们开始泡茶。
希拉和她的弟弟对要撤离的消息感到兴奋。除了每年一次为期两个星期在布罗德斯泰的度假，他们从未离开过家里。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那天天气很好，我在想，为什么要打战呢？怎么了呢？这件事真愚蠢。”
比尔·内勒是一个列兵，在曼彻斯特军团的第二营服役。他说，听到战争即将爆发的消息，他并没有多开心。
“我也没有被吓倒，倒是有点急躁，我知道我是在役的士兵，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必须接受。”
阿诺德·蒙克-琼斯是一名教师，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苦恼地给在切尔滕纳姆女子学校当科学老师的未婚妻写了封信。
“看起来，似乎发生了最糟糕的事情。今天早上，听到张伯伦的广播，简直糟糕透了。为了不去参军，我打算申请一个职务，这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始终坚信和平主义，这个国家一定会避免战争的。和平主义者越多，这个国家就会越和平。”
“还有个与之相矛盾的想法困扰着我，一旦我们避免开战，那我们是不是就放弃去赢得胜利，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伤害都更小。过去我们都是和平主义者啊。”
“如果我的和平主义让德国的胜算更大，这也合理吗？或者对英国来说，取得胜利是不是并没有宣扬和平主义思想更重要呢？“
六岁的艾拉·格里摩尔和他四岁的妹妹，雪莉从埃塞克斯的达格南撤离到诺福克。她们离开家的第一晚是在乡村学校的地板上度过的。
“照顾我们的女士去泡茶，她从水泵里打水，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个，觉得很神奇。这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简直太神奇了。”
薇薇安·霍尔是一个速记员，从伦敦办公室回家的街道上，她发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每个人肩上都挂着一个防毒面罩，消防员、警察还有空袭管理员都戴上了安全帽，穿上了整齐的制服。”
“我回到家已经11点45分了，躺下睡了很香甜的觉，凌晨3点空袭警报响了，才把我吵醒。”
“我们所有人都下了楼梯，打着大大的哈欠，过了一会儿，并没有发生什么，警报解除，我们才再次回到床上睡觉。这就是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这本日记我会写多久呢—要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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